刘元春：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，反映在高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状态

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会出现一些新变化，大变局有几个核心指标：

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地位大幅上升。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，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第一次超过发达国家。在疫情之前，这个比重的变化已经达到了18个百分点。2021年G7的GDP达到42.4万亿美元，比金砖五国高出近18万亿美元，占全球比重接近45%。2021年，中国、印度、俄罗斯、巴西、南非GDP分别为17.73万亿、3万亿、1.77万亿、1.6万亿、4197亿美金，合计24.5万亿，超过美国GDP，占全球的24.8%。同时，过去二十年中高收入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下降了15.43个百分点，中等收入国家提升了15.33个百分点，而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提升了12.13个百分点。

亚洲在世界格局的地位全面上升。世界三大板块，印太板块、美国板块和欧洲板块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，在2008年进行交汇后，近十多年出现了加速分化的状况。美国GDP比重有一个恢复稳定的过程，但欧洲GDP的比重大幅下降，最为重要的标志是2020年中国GDP比重第一次超过整个欧元区总量，2021年中国GDP总量17.7万亿美元，欧盟总量17.1万亿美元，我们比整个欧盟总量还多6000亿美元的规模。因此，未来可见的十年或五年，欧洲加速衰落是定局，印太区域的中国和印度加速上扬。因此，亚洲在世界格局中地位在发生剧烈的变化，亚洲时代全面到来。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未来十年，抢占印太市场，逐鹿亚洲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心。

中国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力量。中美大国博弈格局已经全面形成。预计到2025年，中国占美国GDP比重基本达到85%，将会改变不对称的博弈格局。

从2015年中国GDP超过美国60%之后，到2022年年提升到78%的位置，在这个过程中是双方各种矛盾激化的阶段，也是我们需要风险管控的关键时期。美国很多智库报告对中美未来经济进行研判，其中美国白宫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个预判，认为2029年左右中国GDP超过美国，这在美国学术界是比较通用的一个共识。

分工体系、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变化意味着全球格局性的变化将进一步拓展。这种变化中很重要的一点，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核心，成功挤入世界前三强之列。

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专利的贡献，2019年中国专利贡献首次超过美国达到第一，并且连续三年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，目前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参数，我国研发强度、创新指数也有很大的变化。从目前的专利科学出版物集中的一些行政区域的程度来讲，中国已经完全跻身世界行列。2021年，中国创新指数成功跻身第12位，研发投入成功进入世界第2位，风险投资大幅度上扬，这里最明显的是亚洲板块，亚洲板块最核心的是中国。但是技术脱钩现象早已出现，国际共同发明下降，国际科学联合出版的数据也在出现新的演变。大变局基本参数可以从前面这四大类变化看出。

加速变化有几个很重要的表现。

长期停滞将被全球滞胀所替代。“4低2高”向“2低3高”模式转变。过去低增长、低贸易、低投资、低利率、低物价，高债务、高杠杆、高风险。目前高通胀、高债务、高风险在持续，这里面的变化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，这个新阶段的特性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发展，比如低增长表现的很多，很重要的是疫情冲击导致各种生存成本的上扬，同时技术进步目前看是在放缓的，能源危机以来环境技术的增长速度比大家想象得要差。老年化加速导致全球日本化问题严峻，202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解点，2025年是全球出现老龄化的重点，这导致很多基础参数出现变异，尤其是全球储蓄率的变化。

低贸易现象也就是大家谈到的逆全球化的现象，在产业链、供应链重构过程中，贸易降低还会进一步扩大。

局部国家滞涨已经来临，全球滞涨的出现也将是大概率事件。目前全球通货膨胀达到8%点多，OECD国家通货膨胀率达到10.9%，很多新兴国家通货膨胀都达到了两位数。这次与上一轮的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差别，不仅是供给冲击，同时也有需求拉动，更重要的与供应链重构、供应链瓶颈等深层次的因素有密切性的关联。

当然，疫情是重要的触发因素。人类历史上的高通胀一般与战争和地缘政治密切关联，疫情就像一场战争在供给和需求量端产生不对称的冲击，但与战争又有所区别。

通货膨胀的黏性可能比原来预期要大，一是超预期的疫情冲击。二是疫情救助的天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。三是俄乌冲突中期，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大的供应链冲击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。用单纯的货币政策来对冲目前的多元通胀，可能会导致我们在利率调整上要进一步提升，当然实体经济的受损情况比以往可能会更大。所以，单一工具要处理复杂的原因要对冲，实际上是大变局中很大的困难。因此，我们会看到新时代已经到来，为什么？因为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。

第一，病毒与人类共存，导致各种健康防护成本急剧上升。

第二，逆全球化导致的技术创新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大幅上升。

第三，绿色转型时代处在加速时代，绿色转型首先是成本概念。

第四，区域冲突常态化导致地缘政治恶化带来的防护成本的增长，这种增长俄乌冲突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
第五，高债务与高利率带来的高还本付息，原来虽然是高债务，但是低利率零利率，所以，还本付息财政压力还不高。但美联储连续加息400个基点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。

第六，劳动力短缺与工资联动机制的出现。高成本时代反映在高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状态，这是未来很重要的逻辑，所以，未来谁在这几大成本控制中取得优势，就能够在未来竞争中拔得头筹。成本控制依赖于技术进步，依赖于制度优化和调整，依赖于整个产业链、供应链的战略性布局。

作者：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   来源：雪窦山全球智库论坛